但从趋势来看，这却是一个更有竞争优势的领域。
央行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的，而市场监管部门是负责市场透明度的。我们监管部门非常累，非常尽责，看到市场跌了多少不舒服，涨了多少也不舒服。
你说它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中国现代化建设，没有钢铁怎么行呢？我们要房地产大发展，没有水泥怎么行呢？可是它没有成长性。基础资产是要有成长性的，基础资产的那个上市公司也要有成长性。第八，资本市场是干什么的？ 这也是常识，有人说资本市场是融资的地方，这就很糟糕了。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没关系的，一个行业、产业出现问题，市场的力量会弥补那个短板，金融体系一旦出现危机，将很多年难以再生。2008年金融危机这么大，它也就是很短暂的两三年，通过扩张型的政策到推出政策，几个QE就解决问题了。
你都这么辉煌了肯定安全，用信贷的运用嫁接到资本市场中来了。服装行业弄一双鞋5万元，没问题，到闽南可以给你定做。开发银行是一个国家法定的金融机构，它发债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。
哇，我一听，这厉害了。那么很重要的存量怎么办？ 1700亿的不良贷款，怎么办 ? 当时国务院决定成立四大资产公司，四个专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到资产公司，然后自己再转制成为商业银行。现在国家开发银行各个分行的人，都以自己能做国际业务为荣。国家信用怎么来？我在人民银行 10 年当中反复体会，看过大量的论文和文献，讨论信用产生的过程，最后想到开发银行，国家赋予最高的信用等级，就是国家级的信用，那么，国家级的信用，当然可以再做分解，我这是国家级的信用，是一个法定信用，是一个机构的法定的性质。
说你们说什么呢？怎么能这么讲。高坚同志来了以后，可以说夜以继日，昼夜地工作，研究市场化发债的一些方法。
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证券化，我忽然就想到，我这个就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。开发银行的国际化发展，是根据我们国家建立以来，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外交的基础和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战略，在今天来说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。那我们能不能增减挂钩？我们就在全国各地推行增减挂钩。人民银行有个资金司，就管分配资金的，管信贷指标的。
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，也给了中国巨大的帮助。从照片来看，恨不得卡斯特罗在那指挥千军万马，在拉丁美洲驰骋疆场，指挥作战，其实讲的是医疗队。你要办成国际一流银行，首先你自己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银行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便一路上升，最高上升到 4 万亿美元不到一点，现在还是3万多亿美元。
我们把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划分到全国30多个分行，一个分行负责几个国家的业务，分行派工作组到这些国家去考察所在国的经济、社会、金融发展情况，提出来业务发展的初步意见，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每个国家需要什么。国家信用证券化不仅出现在我们开发银行身上，还出现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身上。
关起门来，办得再好，人家还是不认识你。大家冥思苦想了好久，后来就开始有点门道了。
我们当时提出放宽企业结汇，让企业可以持一点外汇。我说不是先见胡主席呀，他说这次跟外交部说好了，先见您，然后再去见胡主席。对国家开发银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宗良：1998年您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，也算是临危受命。你不还钱，就没有新贷款。朱总理决定所有的外贸出口，企业外汇一律实行结汇制。他说那好，下午见胡主席，见了胡主席他就提出来，要设立这笔基金。
那在人民银行是司局当中的司局，是有最高权威的。所以卡斯特罗主席去世，查韦斯总统去世，我都非常难过。
有的同志讲中国出去发展经贸关系，希望古巴能有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。我就说，您举全市之力，动员全市把我们的不良资产化解了，我也核销一部分，但是是有限的比例，天津市归还一部分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。
如何从理论上作出这样的新概括？用国家信用证券化来思考问题，有哪些突破？ 陈元： 对于开发银行发债，我做了反复思考，在行内行外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研讨和探索，在理论上也进行了这个分析。这个能力怎么来的？朱总理定的强制结汇来的。
就是到了开发银行之后，我首先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朱镕基总理叫我到开发银行工作，是要看到一个好银行，不是要看到一个烂银行，或者问题丛生的银行。没有国际化，谈不上国际一流。我就在办公室把所有的年轻员工全部组织起来，穿好西装，站好列队，欢迎查韦斯总统。国开行国际化之路：与外国元首的友谊 宗良：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重大战略，国开行推进对外金融合作经历了哪些重大转变？国开行与外国元首以及外国同行之间有哪些国际友谊和合作？ 陈元：从上合组织五国开始，国开行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合作就铺开了。
我们的这个债券发行，就由资金司每年个开会，向专业银行布置任务。开行的国际业务从开始的几乎是零，只有几十亿美元，扩展到最后几千亿美元，发展得非常好。
当然，是在开行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做的这些工作。我想了想，我也很难去给领导们掰开了讲细节。
这个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能力。我说想通也得做，想不通也得做。
他说，是卡斯特罗主席叫我来找你，那好，那我就都是革命的自家同志了。查韦斯总统带着部长，七八个人一行到我们这儿，见我面，说陈元行长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？给我一看，是我送给卡斯特罗主席的那本我父亲的画册。这些国家从外交、政治、安全等方面跟中国关系都是很友好的。您算账吧，这两头哪个重要。
亚洲这些小国，这点外汇储备哪经得起这么抛售，很快就会抛售完的。然后在国际上布局逐步开展起来的。
所以我们一部分不良贷款就剥离到了资产公司，我们就轻装了。您主导的改革扭转了国开行的态势，说明用的都是猛药。
当时我对人民币不贬值也是脑子里一闪，最后就明白，朱总理是有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思考，才做了这个决定。我记得在泰国中央银行参加会议，他们就讲，为了守住泰国货币的汇率，他们只好在市场上抛售美元和外汇储备。
